1935年6月，夹金山南麓的硗碛藏寨来了几万穿单衣的红军战士。 他们刚过大渡河，身后追兵咬得很紧，面前这座山，当地人叫它“甲几”，意思是又高又陡，民谣唱得更直白：“鸟儿飞不过，凡人不可攀。” 但队伍还是上山了，没有路，前面的人用脚踩出脚印，后面的人沿着脚印走，有些地方得解下绑腿拧成绳子，把彼此拽上去。 最让人忘不掉的不是山顶的风雪，是那些细节，上山前，老乡把家里仅有的辣椒送过来，煮一锅辣椒水，每人喝一口暖身子。 走到半山腰，有人缺氧走不动了，旁边的人伸手拽着，不能停，一坐下就可能再也起不来。 有战士脚趾冻坏了，为了不拖累队伍，用斧头砍掉，简单包一下继续走，炊事员背着大铁锅爬到半山，把锅一放，人就倒下去了…… 那么红军战士为何非要爬夹金山？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绕过大雪山吗？ 答案是，真没有。 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刚过大渡河，国民党的追兵紧咬着不放，摆在红军前面横着三条路： 向东雅安方向，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部尾随仅差两三天行程，川军刘文辉、杨森部已重兵集结，走过去等于撞进包围圈。 向西走西康，看似能再次渡河脱身，但那里是游牧区，粮少人稀，数万红军无后方补给，进去就是慢性溃散，且藏区群众对红军不了解，容易耽误会师时机。 只有中间这条翻夹金山的路，是敌人力量最薄弱、距离懋功最近的捷径。 中共中央当时的指令很直白：“用一切努力，不顾一切困难，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”。 翻，才能活，绕，就正中追兵下怀。 红军上山之前，准备工作简陋到近乎残忍。 朱德根据自己在川滇黔的经验，给全军下了死命令：上山前必须吃一顿饱饭，喝辣椒汤，带干姜和辣椒，顶不住时嚼碎咽下去刺激精神。 棉衣是没有的，战士们把破衣、破毡子剪成条，一层层裹在脚上防冻。 当地藏族同胞送来玉米、胡萝卜和红辣椒，还有人用棕皮做成背心、用竹棍做路杖，就这些，已经是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了。 6月12日拂晓，先遣队红四团出发。 夹金山没有路，前面的人用木棍探路，用双脚在没膝的积雪里踩出脚印，后面的人沿着脚印走，走的是“之”字形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 海拔越走越高，空气越来越薄，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：“单薄的军衣，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，脸上、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划着，我们浑身哆嗦，牙齿打颤，就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，也无济于事。” 有人走不动了，想坐下歇口气，旁边的人一把拽住，不能坐，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。 老红军郝毅回忆，当时他实在走不动时看见前面有块“大石头”，把包袱往上一放想坐，结果那“石头”歪倒了，那原来不是石头，而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，身子已经冻僵了。 队伍里没人说话，说话耗体力，有人滑倒了，顺着冰面像炮弹一样飞出去，消失在冰崖下面，连喊声都来不及发出。 有人走着走着就慢了，落到队伍后面，等后面的人上来，人已经靠在路边没了气。 没有棺材，没有墓碑，战友把尸体往雪里一推，抓一把雪盖住脸，继续走。 下午，先头部队翻过了垭口，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，但没人敢松劲。 走到达维附近，前面突然出现一支队伍，双方都鸣枪警戒，派人过去一看，帽子上的红星一模一样。 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已经到了。 那一刻，雪山上那些倒下的人没能看到的会师，活着的人替他们看到了，6月18日，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夹金山到达懋功，两支主力红军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。 夹金山不会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但它记住了那支队伍走过的脚印。 几十年后，人们在垭口立了一块碑，碑上刻着海拔四千一百一十四米，这个数字对登山者来说只是一个高度，但对当年的红军来说，是一道用体温融开的生路。 他们没有登山绳，没有氧气瓶，没有冲锋衣，有的只是绑腿拧成的绳子、棕皮缝的背心、老乡塞过来的一把辣椒，和前面那个人踩出来的脚印。 那些倒在雪里没留下姓名的战士，用命换来的东西，后来变成了这支队伍走出雪山、走向会师、走向陕北的每一步。 夹金山不是一座被征服的山，它是一道被几万人用脚底板一寸一寸量过去的生死线。 量过去的人，把活路留给了后面的人，后面的人，把这条路走成了历史。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，雪山也没有。 每一年六月，垭口的风照常刮过，像是在替那些没能翻过去的人，再看一眼山下，那里，队伍还在走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