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，北京，沈阳军区原第一政委廖汉生离开原岗位后，面临的并不是职务安排，而是一件看似普通的住房问题。对一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高级干部来说，住处怎么解决，往往也能看出当时的制度作风和人情分寸。 按照廖汉生的级别，短期住进京西宾馆或同类接待场所并不难。可若要长期生活，临时住所显然不合适，固定住房又不能简单处理。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经过考虑，曾准备由一个单位提供用地，另一个单位承担建设费用。 这份安排并非没有依据。廖汉生曾在北京军区担任政委七年，后来又在沈阳军区担任第一政委，两地都与他有长期工作关系。按当时的惯例，两个单位为老领导解决住房，旁人未必会觉得突兀。 廖汉生却没有接受。 他考虑得很直接：自己已经离开原来的领导岗位，不能因为个人住房，让两个单位拿出土地和经费来办一件带有特殊照顾性质的事情。部队的公用资源，应当用于部队建设，不能把公共开支变成个人待遇。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，真正做到却不容易。住房建设涉及土地、资金、施工和后续管理，一旦开了口子，便很难说清究竟是工作需要，还是照顾个人。廖汉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，也不愿让下属单位为难。 问题因此转到了总政治部。 当时，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，颜金生任副主任。两人商量此事时，颜金生提出，可以把自己的住所腾出来，安排廖汉生居住；自己则搬到总政治部的宿舍大院。 “把我的房子腾出来，老首长住着合适。”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。颜金生和廖汉生之间，有着几十年共同战斗形成的上下级关系。红军时期，两人都出身于红二军团。廖汉生担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，颜金生还是组织部干事，职务有别，彼此却已经熟悉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两人同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系统工作。廖汉生担任独立第二旅副政委，颜金生担任第七一六团政委，虽分属不同层级，但工作上的联系并未中断。战争环境下，干部之间的信任，往往是在一件件具体任务中建立起来的。 解放战争期间，廖汉生担任第一纵队政委，颜金生先后担任所属旅政委、师政委。后来两人又都担任过第一军政委。岗位不断变化，年龄、资历和职务也有差异，可颜金生对这位老首长的尊重，一直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改变。 有意思的是，余秋里与廖汉生也有类似的渊源。廖汉生担任红六师政委时，余秋里曾任师属团政委；解放战争中，廖汉生担任第一纵队政委、第一军政委，余秋里则在其麾下担任旅政委、军副政委。 到20世纪70年代，余秋里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；进入80年代后，又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。职位升高，并没有冲淡旧日的上下级情谊。对廖汉生住房问题的重视，既有组织上的安排，也有多年共事留下的感情因素。 颜金生作出决定后，没有为自己另建住所，也没有提出额外条件。他从原来的住处搬进总政治部宿舍大院，把较为合适的住所让给廖汉生。搬迁本身并不复杂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把个人方便放在了老首长的居住需要之后。 廖汉生得知后，对颜金生表示感谢。颜金生却没有把这件事说成什么特殊恩惠。在他看来，老首长为革命和部队工作多年，安排一个安稳、合适的住处，是组织应尽的责任；至于自己住在哪里，反倒是可以调整的事情。 事情最后没有变成一项耗费公家土地和资金的住房工程，也没有留下复杂的审批和建设手续。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搬进宿舍大院，一位退下来的大军区政委住进原来的住所，住房问题就这样被平稳解决了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