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庄志明律师针对“电信诈骗赃款用来聘请律师”这一问题公开发声，提出应当修改刑法，对收取赃款、为电诈分子辩护的律师予以严惩，该激烈言论迅速引发网络热议。 自媒体博主徽剑（本名吴恺）长期坚持曝光境外电信诈骗黑幕，2024年11月，他遭到境外电诈势力雇佣人员绑架、虐待，最终遇害。案件终审裁定公布之后，围绕该案衍生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法律话题：如果犯罪嫌疑人使用电信诈骗得来的赃款支付律师费，律师是否应当接受委托，掀起一场关于辩护权、律师职业伦理、反诈底线的深度讨论。 留言区里，不少网友表达了强烈的愤慨。有网友直言，律师若明知代理费来自诈骗受害者，依旧收下赃款提供法律服务，早已超出正常辩护的范畴；也有网友提出疑问，诈骗赃款用来聘请律师，是否属于洗钱，是用受害者的血汗钱换取从轻机会；还有网友认为，辩护权理应得到尊重，但不能让受害者的血泪，变成犯罪分子换取法律服务的筹码，程序要有法度，职业更该有良知。当然，也有网友保持理性，认为出现不同观点十分正常，期待大家理性讨论，静待事实与官方结论。 回溯案件本身，徽剑是持续向公众揭露境外电诈产业链的吹哨人。 长期以来，他在公众号整理、发布电诈团伙运作内幕，戳破大量骗局，触动了境外电诈集团的巨大利益。境外幕后人员以重金雇佣凶手，在广东惠州将吴恺劫持，辗转多地实施殴打折磨，之后将奄奄一息的他遗弃在深山之中，最终致其死亡。 这起案件性质恶劣，背后是电诈黑产对反诈曝光者赤裸裸的报复，案件曝光之后，很多公众内心充满愤慨，难以接受凶手还能获得法律服务的现实，这也是庄志明相关言论能够快速引发共鸣的情绪基础。 从法律框架来看，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。无论所涉罪名多么严重、社会舆论多么强烈，任何人都有权聘请律师，或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，这项制度是现代法治的基石，目的是防止单方追诉带来的权力失衡，保障程序公正。 但是，辩护权的存在，不等于律师可以无条件承接委托，律师执业规范同样划定了清晰红线：律师在接受委托时，负有审查义务，一旦明确知晓委托人用来支付代理费的钱款属于违法犯罪所得赃款，应当拒绝委托，不得协助犯罪分子处置赃款，否则有可能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分边界：正常的刑事辩护，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；而明知是赃款依然收取费用、提供法律服务，属于突破职业底线的行为。公众愤怒的核心，并不是反对律师给电诈嫌疑人辩护，而是反感犯罪分子用从受害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汗钱，换取法律帮助，甚至借此争取从轻处理。电信诈骗往往会毁掉无数普通家庭，很多受害者被骗光积蓄、背负巨额债务，当这些饱含血泪的赃款，变成辩护的对价，很容易冲击大众朴素的公平认知。 庄志明“为电诈嫌疑人辩护就应当枪毙律师”的主张，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，在法律层面并不具备可行性。 刑罚必须严格依照刑法明文规定，罪刑法定是基本原则，不能因为辩护行为本身增设死刑罪名。激烈的表达，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宣泄，它放大了大众对赃款付费辩护模式的抵触。这种极端说法，也提醒整个法律行业，职业辩护不能脱离社会情理，律师必须守住伦理关口，主动甄别代理费资金来源。 这起讨论也推动各方思考完善配套机制。一方面，律师行业应当细化资金来源核查流程，针对涉电诈、涉黑等重大案件，建立更加严格的风险审查机制，对来源存疑的委托款及时拒绝上报；另一方面，司法机关、监管部门可以完善涉案赃款查控机制，在案件早期冻结涉案资金，切断犯罪分子用赃款支付各类开销的通道。法律援助体系也可以进一步优化，对于确有辩护需求的嫌疑人，由法援律师承接，切断赃款流向法律服务市场的路径。 法治的内核，是兼顾程序正义与大众朴素正义。打击电信诈骗、保护反诈吹哨人，要依靠侦查、起诉、审判链条从严追责，而不是以取消辩护权、极端追责辩护律师的方式实现。尊重辩护权，同时守住职业伦理、堵住赃款流转漏洞，才能让法律既保有刚性，也不背离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。 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 特别